左拉以外的畢修勺
讀互聯網上談畢修勺(1902~1992)的文章,說他一生翻譯了「左拉」的小說近三十部,寫了八百多萬字。除了抗戰八年、建國後錯案二十年、牢獄十一年,迫使他離開「左拉」外,畢修勺九十年生涯中,有五十年在筆耕左拉。畢修勺是我國的左拉專家,研究左拉的成就蓋過了他一生的其他事業,他的左拉以外的生活甚少人提及,不過,還是很值得一談的。
畢修勺是浙江臨海人,自稱為「貧農子」,一九二O年「勤工儉學」赴法進巴黎高級社會學院政治系。一九二五年回國,任上海勞動大學及立達學園教師,並主編《革命週報》和《民鐘》,用鄭紹文、華素、碧波等筆名,發表大量政論文章。抗戰時期轉任武漢及重慶《掃蕩報》總編輯。
如今大家所見的這本《一個貧農子話》(上海革命週報社,1928?)相當罕見,是我從上海一所舊書庫的殘書堆中撿到的。三十二開本,四百多頁,可惜自四O一頁起被撕掉,錯失了重要的附錄〈鐵窗風味〉。書內有吳稚暉及羅喜聞的序,吳文寫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,當知書是此日後所出。《一個貧農子話》收五十篇政論,即為他發表於《革命週報》上的文章。書分上下兩編,上編為一般的論文,下編全是有關討論共產黨的,是了解畢修勺思想的一手資料。
沙汀的《困獸記》
四川安縣人沙汀(1904~1992),是現代著名的小說家,自一九三二年出版《法律外的航線》起,他陸續寫了《愛》、《土餅》、《苦難》、《獸道》、《堪察加小景》……等十多本短篇小說集,和長篇小說《淘金記》(重慶文化生活,1943) 、《困獸記》(重慶新地出版社,1945)和《還鄉記》(上海文化生活,1948)。
《困獸記》出版於重慶,三七二頁,是難以保存的土紙本,可幸我的這冊卻保存如新,九品以上,非常難得。《困獸記》寫於一九四三年,當時沙汀回到家鄉附近荒僻的山村養病,眼見一般鄉村小學教師生活的沉悶、厭倦,在物價不斷高漲,及生活條件每況愈下的情形下,教師們都暮氣沉沉,他便沉住氣,寫了這群窮鄉僻壤中知識份子似困獸鬥的悲哀!蘆蕻說:
《困獸記》的成功是因為他寫出了這一個時代知識份子們共同的抑鬱、憤怒、苦悶、追求,作者所寫的雖然是一個鄉村,但這不是一個鄉村,而是大後方知識份子生活的縮影。(見《文藝復興》三卷五期,1947)
我覺得沙汀這部小說在人物描寫的細膩,及語言運用的配合上,都恰到好處,是部不可錯過的長篇!
靳以的《文藝叢刊》
靳以(1909~1959)一九四一年底從重慶去福建永安,接替王西彥主編《現代文藝》,同時在福建師專任教授,一年後隨學校遷至南平。靳以教學之餘全力推動文學活動,與「文藝社」合作,創辦了《文藝叢刊》,出過《奴隸的花果》和《最初的蜜》(南平文藝社,1943)兩冊。
戰時的南平物質缺乏,估計書的印數不多,加上用的是土紙,在戰亂及歲月的淘汰下,六十多年後的今天,相當罕見。《奴隸的花果》出版於當年九月,未見,只知道由碧野等著,一二二頁。而《最初的蜜》則出版於十月,一三六頁,看來靳以的原意是把叢刊按月出版的,可惜只出了兩本就無法繼續。
《最初的蜜》是雜誌型的單行本,收文十篇,內容有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論文和翻譯,十位作者印在封面左下角,此中劉北氾、繆崇群、王西彥、冀汸、靳以和易鞏都是名家,在南平這樣的小地方,能拉得如此名家坐陣,實在難得!
一般叢刊多用書內編者認為份量較重的作品命名,《最初的蜜》是冀汸的一組詩,收〈五月〉、〈黃昏〉、〈讚美詩一章〉和〈最初的蜜〉五首,而以在戰亂的年月懷念家鄉甜美的〈最初的蜜〉最惹人愁思,最能剌激避難他鄉遊子的心緒!此外,易鞏的〈折尾龍〉和劉北氾的〈陰濕〉是集中較吸引人的小說。
女戰士的足印
七七蘆溝橋事變,剛滿二十歲的曾克(1917~2009)即投入抗敵工作:參加救亡劇隊、赴前線文藝工作團宣傳、冒着轟炸及炮火到戰地去採訪寫報導……。在建國前的十多年裏,曾克經歷了不少戰役,寫下了《戰鬥的心曲》、《在湯陰火線》、《在戰鬥中》……等多部作品,此中最值得注意的,是記錄一九四七年,她隨劉伯承、鄧小平大軍,執行挺進大別山反攻任務的著名報告文學《挺進大別山》(上海新華書店,1950)。
《挺進大別山》收《在大反攻浪潮中》、《離開我們的太行山》、《魯西南人民重見太陽》、《打向蔣管區去》、《進入大別山》、《和岳西群眾共患難的半年》等六組三十一篇文章,全面地記錄了這位女戰士在事件上的足印,和她在戰地上所見、所聞、所感。茅盾覺得曾克是位很有希望的新人,他在本書前所寫的〈讀《挺進大別山》〉中,認為她所描述的人物雖然只是剪影,但很生動,具有强烈的吸引力;還說她寫的「風景和人物相當地做到了『血肉相關』」。我對書中〈孩子的希望〉和〈孩子的來信〉兩篇特別有好感:前者寫她某次戰事中到宿營地方的時候,六歲的孩子和他的父親來接她,相聚短短一天,並祈望她早些戰勝歸來;後者寫孩子寄信到前線給她,鼓勵她勇敢作戰。母子在大時代中的親情躍然紙上,感人甚深!
文學者叢刊
我查過幾本很有份量的工具書,都記載着:一九四七至四九年間,上海潮鋒出版社由盧亞平主編了一套「文學者叢刊」,有吳天的《春歸何處》、吳奚如的《卑賤者底靈魂》、東平的《火災》、聶紺弩的《關於知識份子》、歐陽山的《失敗的失敗者》、阿湛的《晚鐘》、桑弧的《哀樂中年》和馮亦代的《書人書事》,卻沒有提到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蕭下的《龍蛇》。以時間序看,《龍蛇》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的,應排在最後。
《龍蛇》有一一三頁六萬多字,收雜文三十餘篇,書分四輯,其中一至三輯寫於一九四三至四四年的上海,以社會人物的動態與風俗為主要評論對象,作者在後記中說「那時的上海是在日本的統治之下,要發表的文章都不能帶有過多的刺,所以只好寫得那麼沉沉悶悶」。第四輯都寫於戰後,收讀書隨筆十餘篇,所涉內容多為中國現代文學,談的有《腐蝕》、《妙峰山》、《燭虛》、《在混亂裏面》、《心字》、《心防》、《反芻集》……,都是當年重要的作品。蕭下寫評論往往一針見血,有獨特的見解,其中評莊瑞源的《生——遠景》(上海正言出版社,一九四六),批評莊瑞源見得少、寫得少,引來了莊反駁的《讀〈讀生——遠景〉後》,其後他又寫了答莊瑞源的《感想‧意見‧味道》,都收在本集裏,充份反映出客觀的討論成果。
只讀序言的書
王介平的《花與果》(上海中華書局,1947)是從舊書網站上拍得的,買的時候完全不知道王介平是甚麼人,吸引我的是為他寫序的李劼人。
李劼人(1891~1962)原名李家祥,四川華陽人,一九一一年畢業於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,後勤工儉學到法國,入蒙柏烈大學修讀文學。一九二四年回國後,畢生從事教育、編輯、繙譯與寫作,擅寫大河小說,有長篇《同情》、《死水微瀾》、《暴風雨前》、《大波》和《天魔舞》等。
李劼人曾任《四川群報》主筆,寫過不少雜文,好像從未結集,此所以當我見到《花與果》有李劼人寫的代序〈追念劉士志先生〉,很想看看。
劉士志是李劼人就讀的四川高等學堂附屬中學的監督(校長),他事事親力親為,愛護學生。李劼人說:劉士志監督是他四十多年來所見,最值得尊敬的校長。當年十七歲,還叫李家祥的李劼人,雖被劉士志視為「浮囂、油滑的城市子弟」,還是給予機會入學,才能得春風化雨,終成為一代小說大家!
李劼人的〈追念劉士志先生〉雖然是劉先生從事教育生涯的一段記錄,卻反映了晚清時期四川教育界黑暗的事實,實在是一份極重要的教育史材料。
走夜路的冀汸
詩人冀汸﹙1920~2013﹚是七月派的重要詩人,但很多人忽略了他也是個小說家。他的小說《走夜路的人們》﹙上海作家書屋,1950﹚,是本三十二開,四七三頁厚的長篇巨著。我手上的是一九五一年的再版,書後多了篇〈再版附記〉,對《走夜路的人們》創作的過程作了註解。
原來這部小說是抗戰後期動手寫的,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完成於上海。他說:
開始寫的時候,有一點企圖,想像編年史似地畫出我們時代底風貌和被壓迫的農民醒覺過程:從自發的鬥爭到有領導的鬥爭,從個人主義的復仇到投進全社會的革命運動裏。﹙見頁471﹚
他把那些向傳統及惡勢力發動階級鬥爭的農民比喻為「走夜路的人」,終於因新中國的來臨而走到天亮,見到了新希望。
他這部小說在一九四六年脫稿後感到不太滿意,擱置下來沒有出版,到一九四八年再改寫,然後交作家書屋出版。到製好紙型,還未趕得及印刷,新時代已來臨了,結果到一九五O年才能出版。正因為波折重重,今天我們見到的這本《走夜路的人們》,才會是建國後較少見的繁體直排版哩!
藏書家藏書多愛初版本,但我的這本再版本比初版更充實,有時「一部通書」真不能看到尾哩!
神童地位不變
創刊於一九四四年一月的《文潮》是比較少見的文藝雜誌,據《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(1833~1949)》(北京圖書館,1961)顯示,這份月刊由創刊出到一九四五年三月,在一年另三個月中,只出了七期,可見出版有一定困難。
《文潮》是本大三十二開,一百餘頁的月刊,創刊號上刊文十九篇,短篇小說佔八篇,另有翻譯小說三篇和丁諦(吳調公)的長篇連載小說《文苑志》,其他則是詩、散文、報告、評論,是本純文藝雜誌。
封面上列出了創刊號的作者名單,此中:吳伯簫、周楞枷、秦瘦鷗、李同愈、丁諦、白文、予且、施濟美等,都是當時滬上的名家,可見編輯交遊廣闊,邀得好稿。
我們也在封面上見到「鄭兆年發行,馬博良編輯」等字樣。馬博良(1933~)即是一九五O年代在香港創辦《文藝新潮》的詩人馬朗。以資料計算,他創刊《文潮》時,才十一歲,神童地位超然穩固,絕無花假。
我把《文潮》創刊號的書影傳給馬朗,並問他《文潮》創刊時:是否真的十一歲?
馬朗很快便來了回信,他說自從一九四O年代離開上海後,這是首次再見到《文潮》,並說他的年齡早年出了點錯誤,應有三幾年的誤差,當時應有十五、六歲吧!
即使如此,馬朗神童地位依然不變!
趙景深編《現代文學》
除了「創作新刊」,趙景深一九三O年為上海北新書局還編了月刊《現代文學》,由七月至十二月共出六期終刊,是較少人提及,和極少見的期刊。
《現代文學》是二十五開本,創刊號特大本,約三百頁,其餘各期約為二百二頁。創刊號沒有創刊詞,趙景深在〈編輯後記〉中說,希望把這本月刊編成愛好文學的讀者最心愛的文學雜誌,無論普羅文學、新寫實主義、新感覺派,都在歡迎之列。
《現代文學》很著重世界文學,每期有近半的篇幅展示了世界各派的文學理論、文學史及創作的繙譯,雖然全刊才出了六期,卻組織了兩個有關世界文學的專題:其一是第四期的《瑪耶闊夫司基紀念特載》,一九三O年四月,俄國未來主義詩人瑪耶闊夫司基吞槍自盡,《現代文學》能迅即組織了八篇文章的紀念專輯,十分難得。其二是第六期的《世界文學家紀念專輯》,由傅東華和段可情等也譯寫了八篇文章組成。
《現代文學》也很重視本土創作,每期有近半篇幅刊小說、散文和新詩,執筆者均為當時的名家:沈從文、巴金、沉櫻、黎錦明、滕固、向培良、梁遇春、錢歌川、繆崇群……均有作品在此刊出。一九三一年起,《現代文學》停刊,與《北新半月刊》合併成《青年界》繼續出版。
東北作家孫陵
山東人孫陵(一九一四至一九八三)成長於哈爾濱,是比較遲出道的東北作家。一九三六年他在《文學》雜誌發表短篇小說《寶祥歌的勝利》,以官迫民反作主題,寫農民寶祥歌為救兒子而劫獄,一舉成名。一九四九年前,孫陵已出版《從東北來》、《突圍記》、《紅豆的故事》等多部作品,而以寫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,到佔領哈爾濱這階段社會各階層人物心態的長篇小說《大風雪》(上海萬葉書店,一九四七)其代表作為。
孫陵一九四八年赴台後仍埋首創作,但他的書在香港甚難買到,只有《浮世小品》(台北正中書局,一九六一)例外,此書寫與孫陵交往的三十年代作家花絮,資料翔實兼有趣味,在缺乏一手資料的一九六O至八O年代的海外能一版再版,十分暢銷。
如今大家見到的《女詩人》(台北成文出版社,一九八O)是他晚年編選約八萬字的短篇小說集,收《小歌女》、《春天的悵惆》、《沉淪》、《傳統的愛》、《不落的月亮》、《碎心湖》、《紅豆》……等十二個短篇,這是他一九三O至五O年代作品的選集,成名作《寶祥歌的勝利》即刊於書首。作為書名的《女詩人》寫在抗戰時曾赴戰地救國的女詩人白如綿,嫁將軍夫婿赴台後無所事事,抵受不了心靈空虛而謀作出牆紅杏,卻又無膽越軌……,在心理掙扎上有相當細膩的描寫。